猫先生官方网站博山人都知道，淄博一中肇始于1924年建校的博山县私立颜山中学，熟悉淄博三中发端的却不多。2000年8月，淄博一中与淄博三中合并，关于淄博三中的一切，势必终究被人们忘却。
晚秋，在齐纳影业基地那个瓜果飘香的山坳里，我见到了淄博三中高二级的潘汝刚先生。作为高五级校友的我，高兴的是校友不期而遇，更高兴的是潘汝刚先生的家父潘大可，竟然是淄博三中的创始元老。我对此充满好奇，同时也对不能知悉母校的创始经历备感羞愧。
淄博三中始建于1954年，第一任是位女校长，金学东。潘大可是第二任，1958年从淄博市人武部政委职位上“空降”而来，响当当的旅团级。“空降”前，潘大可的另一个职务是淄博市教育系统“大炼钢铁”总指挥。潘大可是老“渤海”，1937年参加抗日斗争，追随年仅22岁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娃娃司令”肖华，在冀鲁边区出生入死戎马半生。潘大可原名潘重祜，战友刘克难觉得他为人正直不拘小节，称其为“大可”，这个名字在军中流传，就连军区领导也称他为大可同志，刘克难牺牲后，为纪念战友索性改名一直沿用。
解放后，潘大可任淄博人武部政委，列席淄博市委常委会。在打“”的事情上与市委主要领导分歧严重，市委打的很多“”，包括博山电机厂厂长杨再芬，自杀的“极右分子”，淄博市市长，同为老“渤海”的张哲民，因反冒进、反浮夸被山东省委停职检查的原冀鲁边区政委、从山东省副省长职位，下放博山电机厂翻砂车间“劳动改造”的王卓如等，潘大可总是为他们抱不平，替他们说话。弄得市委书记挺尴尬，尴尬归尴尬，潘大可是部队首长，没法弄，就老去找省委书记，适逢中央提出要“加强文教战线”，潘大可又是八路军宣教干部出身，遂调潘大可到地方工作，标配一辆美式吉普，任职淄博三中。
学校初建，一切谈何容易，但潘大可是战场上九死一生的人，所有的困难都不在话下。
盖校舍没有石料，就去开山。铺道路没有沙土，就地取材。当时的美式吉普，外人眼里是宝贝，身份的象征，在潘大可那里成了累赘，卖了换钱，弥补学校办公经费。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学校在硬件上基本满足教学需要，但在教师配备上，仍然存在人才缺乏的状况。潘大可的办法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大胆启用一些所谓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缺音乐教师，潘大可提议大胆启用被打成“”的俞剑白。俞剑白的哥哥是俞剑华，齐名黄宾虹、张大千，是我国著名的中国绘画史论家、美术教育家。俞剑华感恩潘大可对妹妹俞剑白知人善任，以绘画作品相赠，悬挂在潘大可居室。某年，于希宁外甥赵健民上门拜访，看见俞剑华的画，大为吃惊，对潘大可说，了不得，俞剑华先生，是中国绘画大家，我舅舅于希宁的恩师哪！
为了增加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拓宽学生实践活动，潘大可向老战友化缘，找到山东省财政厅长张耀增，以废钢铁的价格购进了好几台冲床，为地方机电企业冲制矽钢片。凡是淄博三中毕业的校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在学校挖地道和开冲床的劳动生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淄博三中《长征组歌》合唱团，在音乐老师邱广路指挥下，在10米地下防空洞深处排练的情景。唱着唱着，“啪”地一声响，灯泡灭了，顿时一片漆黑。邱老师镇定自若，同学们，看不见手势，就用耳朵听，我来弹琴，大家跟上节奏，分声部继续练习。邱老师摸着黑，弹起那台“吭哧吭哧”响的脚踏风琴，“腊子口上降神兵”的高音女声在黑暗的地洞里格外响亮。
潘大可出生于1918年7月，乐陵县王钢鞭村人，在盐山中学就读期间就参加过砸盐店运动。17岁时就读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有位进步同学经常送给潘大可鲁迅的著作，他们时常遭遇不明身份人员到教室、宿舍翻腾书柜，检查是否藏匿进步书籍，有同学为此神秘失踪。当时，潘大可并不明白那位同学的用意，说我不喜欢政治，我要科学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未放一枪占领东北三省，潘大可和同学们骂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1933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又不战而逃，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冀东察北二十八县相继沧陷。政府不但不抵抗日寇，而且调集大军连续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还派何应饮在塘沾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金签订了“何梅协定”：承诺取缔抗日运动、华北特殊化，关麟祯、黄杰两师调出华北。在自己的国土上竟然无权驻军，让潘大可和同学们义愤填膺。
华北的最高行政机关“冀察政务委员会”，曾布告限期戒除吸食白面（），但北平的街巷，却有日本浪人开设白面馆，中国政府不敢管，且不能在这些街巷内抓捕吸毒者，怕由此冒犯日本人。潘大可就听说有的白面鬼愉了小孩去换取白面，失主只好托人高价赎回。他在北平街头还见一个人力车夫，拉了一个日侨，要车钱时被踢了一脚。车夫向警察诉苦，警察说：“算了！算了！别找事了！”中国人受了欺负喊一声冤，叫找事！学子们纷纷议论，这个政府和腐败的清朝政府一样，不能依靠了，救国救亡的责任只能落在自己身上。
当时，宋哲元借助于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将关麟征、黄杰两个师排挤出华北，于是二十九军就成为华北最大的武装集团。宋始终没有放弃与日军既勾结又制衡，与日方勾结的牵线人就是潘毓桂，著名日军间谍川岛芳子的同伙山口淑子就是潘毓桂的干女儿。潘大可在北平上学期间，居住在爱国军官周北峰家中，当时周北峰是晋绥军的骑兵团长屯兵于张家口以外，潘大可给周北峰的儿子周铎辅导功课。春节临近时，周北峰的妻子对潘大可说：“重祜，快要过年啦，你也不去看看姨夫。”因为那时候大户人家互相联姻，所以潘毓桂既是潘大可的叔叔又是姨夫，周北峰也是潘大可的姨夫。当时潘大可斩钉截铁地道：“他是大汉奸，我不去！”周的妻子拍了一下潘大可的肩膀说：“好小子，有志气！”。
潘大可受供职二十九军军部的叔伯大哥托付，护送大嫂逃回家乡山东乐陵。曾与一位杂牌军士兵在路边交谈，这位士兵的两腿全是窟窿，惨不忍赌。沧州沦陷，不几日德州、盐山、无棣、乐陵等相继被日寇占领。一些杂牌部队虽说也曾奋起抗战，但在“消极抗战，积极”政策下孤立无援，只能溃退难逃。那位满退伤痕的士兵说：“大雨季节，战壕里都是水，我们泡在水里打仗，这些伤口都是泡的。日本人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我们干挨着，中央（政府）为啥不派飞机来？为啥不给我们高射炮？”
家乡的地下党员曹培刚趁到他村筹枪之机邀他共同参加抗目武装起义。潘大可想，“一个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敢挺身而出是莫大的耻辱。”他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拒绝。他说：“娘！岳飞出征时绕路回家看了看，还被他娘训了一顿。”母亲说：“你不是岳飞，我也不当岳飞的娘。”母亲还嘱托叔伯兄弟们注意他的行踪，把他看住。过了春节，看管松了，他抽个空就偷偷地逃跑了。撵他的人们走错了路没追上。潘大可没吃饭跑了一天，棉袄湿透了，天黑时，在盐山侯庄追上了部队，投奔了抗日救国军宣传股长张镛。
知道潘大可是北平回来的洋学生，张镛问：“你会演讲不？”“会。”“你会写文章不？”“会。”“你会画漫画不？”“这个我不会，抗日还得会画漫画吗？” 张镛想了想，又说：“最近印个传单《告同胞书》，你先起个草吧！”“行。”
张镛离开以后，潘大可趴在土炕的饭桌上起草，进来一个人，问：“你写什么？”“起草《告同胞书》。”那人说：“早先研究过，要出这个传单，后来又研究暂不出了，你就别费这个劲了！”原来张镛是在“考”我。
潘大可没有停笔，继续一口气写完。张镛回来，潘大可说：“交卷。”张镛接过去看了看，样子很满意，把他留在了宣传股。几天后，潘大可被派往地方工作委员会，住乐陵城，下乡组织抗日农会，之后成为小队长。
冀鲁边区形势复杂，八路军战士随时冒着生命危险。有一次潘大可与一位绰号叫“张螃蟹”的战士到乐陵城三间堂附近，动员扒围子。三间堂驻扎着被我收编为18路军指挥的土匪武装宋海豹部，正修围子。他听到消息，非常生气：“听说‘张螃蟹’和一姓潘的小子来动员扒围子，过来试试，我非把他俩抓起来，头上戳个眼不行！”他先是出动一小队人马相威胁，与“张螃蟹”、潘大可保持一定距离，从一个村摽到另一村。他俩的工作无法进行，决定“张螃蟹”回去报告，把潘大可藏在一户农民家里。第二天“张螃蟹”回来，俩人一起回到部队。
又一次，潘大可和路月元等三人去乐陵东城薛家楼组织抗日农会，该村当时还为一个叫小红门的武装道会门所控制。
仨人一进村，遇到两个两鬓发白的人问：“你们来千什么？”“来宣传抗日。”“什么宣传抗日，是来我们村挑家不和吧？前天你们来了一个，被我们师傅看见，一脚从自行车上踢下来，祭了刀，你们还敢来？”路月元说：“杀害抗日人员就是汉奸，我们来就不怕。”那人态度软了下来，把他们领到一间小学教室里，佯言喊人来听潘大可讲抗日道理。潘大可正和几个老乡闲聊坐等，路月元进来了。他心平气和地说：“既然老乡们一时想不通，我们这就走，以后再来。”拉着潘大可往外走，潘大可还扭着不走，路月元向他递了个眼色，才走了出去。出去后，见另一同志正在为他们放哨，眺望远处，有几十人身背大刀，向村里走来。他仨跳进道沟，逃了回来。
这期间潘大可工作积极，不分昼夜，不幸发高烧病倒。同志们送他回家治病这一回，母亲一改原先的态度，鼓励他在队伍上好好干。潘大可病愈归队时，带回了母亲为战士们缝制的许多双军鞋。此时，抗日救国军已改名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已改股为科，张镛调出，关星浦任宣传科长，邀请潘大可参加了当晚的政治部全体会议，潘大可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整顿群众纪律的建议，当场被采纳。
1938年夏天，肖华的先遣部队永兴支队来到乐陵，三十一支队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9月，肖华带三四三旅机关人员到达 “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成立，是年，潘大可加入中国。
几年前还不想参与政治，一心科学救国，经过战争的锻炼，对党的性质有了充分认识，但还有疑虑，疑虑是，倘若入了党，个人属于党，抗日期间即使死不了，也难以研究科学，更不能奉养老娘了。潘大可那时候想不到，战争结束后人们还会有工资待遇！只知道为革命，为人民利益而无私奉献甚至牺牲个人生命。心里正七上八下，回想起在北平示范读书时，那位经常给他推荐进步书籍的孔祥慈同学说过的话，“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活动都不能脱离政治。社会不改造，一个穷知识分子要想研究科学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他一下子想明白了，“社会不改造，奉养老娘也是很难的。”思想成熟以后，先向估计是员的孙长江提出入党。
潘大可入党时，姜思毅、孙长江为入党介绍人。姜思毅中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宣教科科长，晋冀鲁豫野战军旅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师副政委、师政委，解放后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编入八路军序列的潘大可，先后任一一五师16团宣教股长、16团1营教导员，率部开辟阳信、无棣、沾化三县抗日根据地，任三县党政军领导小组组长。后担任冀鲁边区军区独立团政委兼党总支书记。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后，潘大可任渤海军区卫生部政委兼党委书记。
潘大可参加过粉碎铁壁合围、围歼日军狄村教导中队、徒骇河大战等，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
1939年7月11月，日军主力在冀鲁边区宁家寨团团包围了高树勋的军部，血战竟日难以脱身，情况万分紧急，高树勋连发数封电报求救，但是周边的军队却见死不救，实在没办法了，给肖华发了电报，潘大可追随肖华将军带领两个团兵力，50里急行军从日军背后发起攻击，解了高树勋之围。潘大可亲眼所见，高树勋握着肖华的手说，肖司令，我要是忘了您的大恩大德我就枉读了半辈子诗书！肖华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抗日就是朋友。时任一一五师十六团宣教股长的潘大可，看到暂编第一军军部是个大院，趁机和高树勋说，弟兄们都想听肖司令讲几句。高树勋就集合队伍，请肖华讲话。肖华在台上讲，潘大可没有闲着，挎着匣子枪满院子转悠，一边警戒，一边给站岗的国军士兵递烟，交谈。国军士兵说，你看人家肖司令，一个南方蛮子，那么年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讲话讲得多有道理。你看我们这些当官的，懂得什么？她妈那个Ｘ，就知道喝兵血！解宁家寨之围时，潘大可的表哥是高树勋的警卫连长，高树勋曾不止一次对部下说：“交朋友就要交这样的朋友。” 后来，潘大可奉周贯伍政委之命多次与高树勋部进行谈判，建立了冀鲁边区的国共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高树勋成为第一支起义的将领。
还有一次，潘大可随从肖华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那里开会。当时是冀察战区第二路军军长张国基叛变，商量合围张国基的事。肖华说，沈主席你看，我们的部队您也知道，都是从各方游击起来的，集结起来困难很大，得三天以后才能集结完毕。遂决定攻击时间在三天以后。离开沈鸿烈，路上肖华就对潘大可说，立刻下命令赶快集结部队，今天拂晓就发起攻击。肖华担心三天以后攻击时，在前头打，在后头打，被包了饺子。潘大可看到了肖华年轻却老谋深算，既团结抗战又有第二手准备。
1941年，首战大魏庄，打响东进第一炮之后，潘大可任教导员的一一五师教导六旅一营奉命全歼早就与日寇勾结共处的山东保安第六旅旅长张子良驻大魏庄之敌，打开东进缺口。战斗结束后一小股残敌逃跑，一营撤回一个叫小山的村庄修整。
这天，小山东门外逢集，集上有卖梨的，买南瓜的，卖茄子的，还有支起锅灶打锅饼卖锅饼的。部队大部分休息，个别人去赶集逛集。各连伙食采买上士去集上买菜，工作的战士去集上宣传并检查军纪。潘大可与几个营级干部站在院子里说话，从北面天上飞来九架飞机，大家没有经验，站在那里张望。忽然爆炸声响成一片，敌机向大集上投放了炸弹。潘大可与副营长王立元快步向东门外跑去，迎面遇到营部的几个战士，其中有给潘大可喂马的饲养员，身上多处受伤，还能勉强行走。来到东门，见门洞底下躺着一二十个人，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炸没了胳膊。东门里一个土坡向下俯卧着一个，脑浆正从头部流出，潘大可忍痛把尸体翻过来，认出是团政治处命运股在一营帮助工作的老卢，他是去集上检查军纪的。东门以外，人和牲畜的尸体遍地。卖梨的筐、秤还在，锅饼炉子和锅饼还在，人都不见了。敌机轰炸时，某连司务长正在买茄子，炸弹一响溜到围子壕沟，幸免于难，卖茄子的已经炸没了。营长杨柳新和组织干事刘仁桂赶来，布置卫生人员携担架全力救护。团首长也派卫生队赶来救援。抢救完伤员，他们检查弹痕和弹坑，清晰可数的弹坑有73个，每个一人多深，直径一至两米。晚上，小山和邻村哭声彻夜。此后，敌机经常到这一带轰炸扫射，扬言老百姓如果再帮助八路军，将遭更大灾难。军民都有了防备，没再受什么损失。农民群众对日寇更加仇恨，更加积极地帮助八路军作战、侦查和带路，支持了教导六旅东进。
潘大可写有一篇《大桑树林区反日寇拉网合围见闻点滴》，记载了当年的。
1942年冬，潘大可奉命离开驻军清河垦区的十六团一营经海路到军区到新海县（即黄骅）大付庄子后方医院安心休养，规定毎日一餐细粮、一个鸡蛋。
1943年春节后，母亲重病，潘大可请假回家探亲，使胞兄、沧县武装部教导员潘重瑞被捕，多住了几天，赶上日寇拉网合围大桑树林区，潘大可被包围在内。
潘大可记述道，回家前换上了便衣，穿着黑色棉裤、棉袄和锦袍。三军分区（十六团）组织股长史子安奉首长指示通过敌人封锁线元钱，说给潘大可母亲买吃的，他感动得流下热眼。用这些钱，买了几条鲜梭鱼背在身上，将匣枪插在袍里面的腰里、随军区骑兵通过封锁线到乐陵县鬲水南岸的张元标家村。
潘大可的母亲从原来居住的王钢鞭村迁来这里。那个家在八路军撤退时遭抢劫一空，成了敌人的临时据点。潘大可也不知道母亲现在住在哪里，只能慢慢询问。
正值黑夜，便凭着记忆，来到靠街的张立瑞院子里。进去一看，门窗没了，房顶也没了。墙角鸡窝上竖着一个上房用的破门，潘大可踩着它上了房。因为边区的房是部是平顶房。向西转了几蹬院落，见一家北屋有灯光，便轻轻地说：“我是王钢鞭的潘重祜，问一问我家在哪里？”屋里灯光一下灭了，没一点声音。他再三表白了很久，里面才有一个声音：“你既是潘重祜，你知道你哥哥几个小孩？”“三个。”“都叫啥名？”“大的叫小宝，小的叫小二，小的是女孩，我不知叫什么。”“自家的小孩咋还不知道名字？”“我已经离家几年了，这个女孩我只听说过，还没见过呢！”“你从哪里上的房？”“我从张立瑞家上的房。”屋里的人说：“对了，对了！”“呀”地一声开了门，来人扶着潘大可从房上下来。潘大可问：“我咋一说张立瑞你就说对了呢？”“张立瑞已出门多年，你如不是后庄的王钢鞭家，不会知道她。”那人接着说：“论辈分，我该叫你叔，我领你回家。”
住家这几天，每天要往外跑好几回。有时正吃着饭，说敌人来了，扔下饭碗就从后面窟窿钻出去跑到树林里，没有情况回来接着吃饭。跑还不是快跑，连小孩都知道平时玩都不能跑着玩，一个跑，全村跑，便是一场惊慌。
有一天，正值夜珠高家大集，潘大可在家听说有敌情，随乡亲们向村西跑去，见贾乾瑞营长带着一个连在那里，估计了一下敌情，认为可能不太严重，离开贾乾瑞回庄，顺着人群到了桑树林，乌压压全是人群，是赶集的群众都被围在了这里。潘大可向东瞭望，见很多敌人在远处摇旗呐喊，说明那是兵力最弱的地方，可惜手里没兵，要有一个排，也能向东冲出去。他只得向西再向北，进村一问，是大桑树，心想糟糕，大桑树一定是敌人的合击点。他进了南门，快跑出北门，两边打来的子弹打得地上全是尘土。潘大可一步跳进干涸的高津河滩，东面敌人在逼近，只好走向河北的道沟，全道沟都是人，走也走不动，潘大可问：“为啥不走？”“前面不走，走不动啊！”他越过中人跑到前面，一抬头，敌人打来一枪，原来道沟北头就是夜珠高家，已被敌人占领。他退回道沟，对自己说：“镇静，千万别慌！”坐下来，退出匣枪的子弹，跳出不保险的来，数了数记住，预备给自己留下最后一颗。
潘大可把子弹压在枪里，准备爬上沟向西跑，见南头一男一女，他俩见他手里提着匣枪，善意地说。“你怎么还拿着不藏起它来？”潘大可说：“到了用它的时侯了。这一带你熟不熟？”
“我当然熟，我原来就是这个区的区长，现在调到县里当文教科长。我们可以往西走。”潘大可说：“不行，前村一定被敌占领。我们三个人上沟，从两村之间向北去，我们穿着便衣，距离看不清我们是什么人。大步走，不要跑。”夜珠高家的敌人向我们打了几枪，我们没理睬時，走到夜殊高家向西北的道沟里，潘大可问“这条道沟通哪？”“新龙店。”他俩正想跑，潘大可说：“不要跑。人的体力有限，跑得没有劲，该跑时就跑不动了。”正走着，背后来了一个老头，腋下露出棉絮带血。说：“我从河滩来，那里的人都死了，我被鬼子捅了一刺刀，又踢了我一脚，跑出来了。
新龙店快到了，潘大可说，“别急着进村，看看村头有没有人，如果没人，就是敌人占领了，还没跑出包围圈，还得往北跑。”看见村头有人，他们大胆走向前去。他们谢绝了村民进村的邀请，在西门外一个破碌碡旁歇息，三人才开始详细交谈，原来这位区长是潘大可哥哥的战友，向潘大可讲述了哥哥被捕以后营救的情况。
天色渐黑。从围墙上向南望去，远处敌人的大队人马和车辆正向西行进。潘大可说：“敌人撤退了，我们回去！”
潘大可后来得知，敌人这次拉网合围是从远处调集的兵力，附近据点都不知道消息，才吃了大亏。部队和敌人拼死搏斗，很多老实巴交的农民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之下。二营一位姓郑的党总支书记带着一个班，在无险可依的平原上打退鬼子多次进攻，还剩一颗子弹的时候饮弹自尽。
几天后，一军分区黄荣海副司令见到潘大可，说：“你得赶快离开这个恶劣环境，我们再也损失不起你这样的干部！”叫参谋下达司令部命令：“奉黄副司令命令，沿途侦通站护送潘大可同志回新海县后方医院。”潘大可安全地回到大付庄子后方医院。
冀鲁边区是一个平原，北起津沽，南至黄河，西至铁路，东至滨海，纵横数百里。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小米加步枪对抗现代化重型武器，两条腿与机械化步兵赛跑，打得艰苦卓绝。在艰苦战争环境下，抗日军民发明了“地道战”和“抗日沟”。“抗日沟”就是在广袤平原上，利用夜色掩护，八路军掩护，地方群众挖沟，用于战斗进攻和疏散之用。敌人为遏制“抗日沟”，以“封锁沟”加炮楼相抗拒，边区与清河区打通联络以后，向他们学会了用炸药攻坚，炸炮楼，让敌人“坐飞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其中淄博的煤矿工人冒着杀头危险，“偷”出掘进用的炸药供边区八路军作战使用，对抗日战争贡献很大。
抗日战争期间，潘大可功勋卓著。解放战争期间，潘大可担任渤海军区卫生部副政委兼党委书记，创建了解放区第一所医科大学——新华医学院，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医疗骨干。后来。新华医学院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建国后的山东医学院。
为表彰潘大可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1955年被授予国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这是淄博地方部队里唯一一枚国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当我从潘汝刚仔细保存的锦缎盒内取出这枚沉甸甸的勋章，看见勋章的中间部分是镀金，四周的部分是纯银打造，银子已经氧化变为黑色，更加凸显出时光行走的痕迹，而镀金部分依然金光闪闪，说明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血洒疆场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永昭日月！
战争年代中出个文化人很难。高小毕业的肖华，以其飞夺泸定、四渡赤水等等切身经历，写活了《长征组歌》，一时成为绝唱。潘大可文教干部出身，不能不受到肖华的影响。为了记载抗战的残酷、战友的豪迈，他化好几个银元，在胶济线某个城市照相馆购买了一台二战时德国“蔡司”照相机，一直背在身上。
“蔡司”照相机由德国卡尔·蔡司有限公司出品，该公司在二战末期遭盟军轰炸变成一片瓦砾。战后重建猫先生官方网站，成为世界级相机镜头企业。潘大可用这台相机，拍下过激战中的战壕，战事间歇手持长枪的战士，俘虏的戴大盖帽的敌兵，可惜这些照片的部分已经散失。
1971年，博山龙门十八盘公路竣工，为了见证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气概，组织学生徒步“拉链”攀登十八盘。淄博三中资深教师，后来的全国优秀教师王章先生说，要是能有一台照相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镜头，该有多好！潘大可问，你会照相吗？王老师说会。你要会照相，照相机我有。潘大可把这台德国“蔡司”递给王章老师，拍下了许多“拉链”纪实。
如今，这台相机还保存在潘汝刚手里，2018年10月28日晚上，我从潘汝刚手里接过这台相机，相机不大，但分量不轻，轻轻地打开伸缩镜头，扳下机关，按动快门，竟然还能工作！
“文革”期间，像潘大可这样的老革命，没有逃脱造反派的冲击，但基于潘大可在师生中的威望，潘大可接受“批斗”可以特许坐在椅子上，这成了“文革”中的一些趣事。造反派质疑潘大可的革命生涯，潘大可说：“关峰是我老部下！”他们真的跑到北京搞外调，关峰叫秘书送出一张纸条：“战争年代对此人印象良好！”关峰、王力、戚本禹是“文革”中的著名人物，尤其关峰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笔杆子之一，粉碎“”后被投入秦城监狱。关峰在冀鲁边区任县委书记时，潘大可带领部队从前线开拔下来，饥肠辘辘，继续起灶做饭，找不到县负责人签字领粮食，听说当时关峰正在陪着小媳妇逛街，一怒之下，下令一个连长带人砸开了仓库。
潘大可晚年告诉潘汝刚，我这年纪大了，有件事想起来就耿耿于怀，有一年去域城公社做传统教育报告，人家留下我吃了一顿午饭，留钱说啥也不干，后来又几次托人去送，人家始终不收，这个事想起来就不舒服。
1995年，潘大可先生去世。淄博三中为其组织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王行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秀、市军分区政委曹永浮、市公安局长兼武警支队政委郭喜斌、市教育局局长高玉吾、参加追悼会。郭喜斌拄着双拐，有两名武警战士搀扶着来到追悼会现场，情景十分感人。
追悼会上，淄博三中书写的挽联是：“爱国爱党爱教育爱心拳拳，忠民忠军忠事业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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