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先生官方网站二级市场今年以来普遍的感受是，2023年会是过去这几年里上市公司业绩压力相当大的一年。
根据华创证券的研究报告，今年1季度，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为-5.8%，与2020年同期的3.4%、2021年的25.2%、2022年的0.5%相比，数据的回落也令基金经理们产生了「偏冷的感受[8]」。
宏观数据的分析是一个复杂而艰深的工作，也非二级市场大多数投资者所擅长。但身处今日之局势中的基金经理们，不论是多么笃定的个股精选派，都很难做到两耳不闻宏观事。
人们在为经济复苏的道路寻找各种方向，在关于过剩储蓄、提振内需等种种问题的讨论上，辜朝明用来解释日本90年末之后经济问题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成为了近期绕不过去的热点。国内外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把需求不足的问题放在了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之下反复推敲，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刺激经济成为了经济学界的最大话题。
因此，政策将如何发力以推动经济更有力的复苏，也成为了年中之际，全市场都在关注的变量。远川整理了部分经济学家们近期对于宏观政策的观点和讨论以供读者参考。
近期，一份辜朝明在东吴证券策略年会上的发言纪要在投资圈内广为流传。作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提出者，他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的看法无疑受到了高度关注。
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也可能面临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中国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恐怕很容易就走向资产负债表衰退。因为对于房屋所有者来说如果房价不持续上涨，又不想背负巨额债务，那么还债，而不是借钱才是最合理的。”他在策略会上说道。
对于这种可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辜朝明明确表示，“一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恐怕中国将走向资产负债表衰退。因为人们意识到，随着资产价格上涨，负债价值不变，但当资产价格下降，需要确保减少负债，偿还债务，以便维持财务健康程度。”
当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都不借钱，货币政策又无效时，政府就成为了必须借钱的那一方，80年代的日本和08年的美国就是最好的案例。
当然，辜朝明认为相较于当初的日本，中国诸多学者在对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解上已经少走了很多弯路。但当前的大环境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尤其是建筑行业，他认为由于这个部门非常庞大，可能会对中国的其他经济部门产生不小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是中国政府，如果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财政刺激措施，我肯定会建议已经开始建造的楼盘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造完，因为我觉得这将是利用财政刺激、政府借贷和支出来维持中国经济运转的最有效方式。如果建造停止了，损失将会是巨大的。那些把钱投入这些房子的人将失去他们的资产，并且他们不会得到任何新房，因为房子未完工。建筑业因此遭受损失，GDP 下降。”辜朝明认为。
除此之外，他也表示在过去三年的疫情时期，中国家庭和企业部门运用自己的金融资源抵御波动，但当他们的积蓄在这个过程中持续被消耗之后，重建储蓄成为了许多人的目标，而这也会产生和资产负债表衰退完全相同的效果。
但不管怎样，辜朝明仍然对中国充满着信心。“我对中国克服这些问题充满信心，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人。但挑战仍然是巨大的。我希望他们从日本和其他地方的经验中学习。确保克服这些挑战。”他在策略会中说道。
辜朝明在东吴证券（香港）策略年会上发言后的次日，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紧随其后，发表了《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的万字长文。
在他看来，储蓄过剩导致的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增长缺乏内生持续性的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当企业部门为居民部门所拥有的时候，企业储蓄同样是居民财富的一部分。如果企业储蓄比较高，居民在享受了高企业储蓄带来的财富效应后，就无需自己再做太多居民储蓄。
因此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时，企业会降低投/融资，提高储蓄；而居民提高消费，降低储蓄。两者建立起的资源双向流动机制使得资源在投资回报率这一价格指挥棒的引导下，在消费与投资之间做出最优配置。
但我国却有所不同。由于企业向居民的分红不多，甚至多数居民并不享有企业的股权，因此也就不能享受到前者储蓄带来的财富效应，最终导致我国储蓄过剩的问题不会被市场自动纠正。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徐高看来，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组成。其中净出口是外需，不太能受经济体自身的控制，因此只能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入手。
消费层面上，他认为提高居民收入是关键。要在减费降税政策之外，做出一些更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改革，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达到调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以及降低储蓄率的效果，最终完成消费转型。
在其最新发布的文章中，徐高提到了「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可行性。即居民部门通过国有投资基金间接持有国企的股份，这样既能让国有资产真正能给居民部门带来财富效应，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同时也构建起了在居民和国有企业二者之间动态分配资源、进而市场化调节消费和投资的机制。
投资层面上，在目前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大部门中，政府加杠杆——即政府发债来扩大财政支出既有空间，也有必要，同时也是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之约束条件下的约束最优。
“当借的债太多，超出其收入所能支撑的水平时，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有可能出现债务危机。”徐高在文章中谈到，“但政府不一样，政府是宏观经济主体，其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支出的影响。而且政府拥有铸币权，可以印钞来偿还用本币借入的债务。在加杠杆的能力方面，政府显著强于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因此，在我国经济需要加杠杆的时候，首先应该由政府来加杠杆。”
同时针对当前市场上关于债务风险的言论，徐高在文中也表示不应该只看政府债务规模本身的大小，而是应该观察政府债务作用下的内需是否超过了国内供给能力。只要国际收支保持健康，并且没有通胀压力，政府加杠杆就不会碰到紧约束，可以持续进行。
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状态时，重新认识债务的影响是重塑各方信心的关键。
6月27日下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煜辉在《财经》年度对话论坛上，以“从衰退到复苏”为题，分享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观点，并提出数条建议。
从内部角度来看，汇率的持续贬值反映了过去建立的长期预期：中国经济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正在逐渐迷失。同时伴随着汇率的持续贬值，中国经济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外部条件下，日本和印度股市的新高也在反映地缘政治变局当中所溢出的红利正在被这两个国家所吸收。
面对这样的状态，刘煜辉认为核心是要解决微观信用基础崩坏的问题。“一定要在经济系统中间，找出一个尚存强健的信用意志和信用能力的主体。把整个系统要支起来，不让它坍塌，然后为经济系统接下来漫长的修复和治疗赢得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而这个主体就是中央信用。”刘煜辉说道。
在具体操作层面，他认为特别国债是中央信用发力的重要方式。通过建立一个特别国债的系统发行机制和系统的三五年长期规划，来帮助中国破损的各个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以地方政府债务为例，由于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长期面临收缩的前景，因此开发商清掉手中库存之后首先做的就是还债，而不是和以前一样再去买地，进入下一轮的开发，由此导致“地产创造信用，财政形成收入”的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也就很难得到缓解。
“目前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大概有60万亿。隐性的部分更是非常庞大，根据各种学术的研究、研究的报告，大体上这个规模是显性的3到4倍。而这么庞大的一个地方政府债务，现在周转的成本高达4%。如果这个成本不显著降低，那会导致庞大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和流动性逐渐丧失，进入僵持的状态，从而酝酿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刘煜辉说道猫先生官方网站，而用特别国债来显著降低庞大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
除此之外，特别国债还可以承担企业和劳动者的五险一金来改善两者的资产负债表；支持房地产去库存并转化为公用事业；推出股市稳定基金，在周期的低谷果断地买入核心资产等。
“过去五年的金融供给侧改革，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收敛的中央银行的表；同时以国开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天然地就是一个财政和货币合流操作、协调配合的SPV处置平台。”他在会中说道。
既有方向，又有可行性，剩下的就是「突破常规，越早越好」，即围绕着零利率，QE和MMT三板斧猫先生官方网站，抢在通缩预期深度固化之前下手。
“当然，今天中国也有我们困扰的地方，这也是资本市场困扰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确实在发生质的变化。我们需要在国家安全、发展和生存中间做出权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点。但本质上来讲，要稳经济，必须救民生，只有救民生，才能稳经济。”刘煜辉说道。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同样在近期发表了《如何抓住稳经济的牛鼻子》一文，在其中对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以及解决方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国内复苏不及预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首先是人们所期待的疫情中形成的超额储蓄并没有在疫情后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其次是境外主要经济体进入加息周期，影响了我国的外需；再次则是由于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境内外投资者信心不足，对产业、房地产投资以及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后则是房地产对于地方财政以及经济的拖累愈发明显。地方政府、房企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受损之后，不少地方融资平台被动缩表，而绝大部分民营房企在通过收缩业务来维持生存，因此导致总需求面临下降的风险。
要想稳定总需求，提升民众信心，陆挺认为要短期内确实有必要加大中央政府支出，但为了减少后遗症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的额外支出应该仅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地方政府基本运作，二是保障和加速人口净流入的重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更为关键的是要紧紧抓住房地产这个牛鼻子，顺应中国城市化趋势，让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来平衡住房的供应和需求，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并以此推动更有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陆挺在文中谈到，“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短期内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取代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位置。”
1、城市的住宅、商业和公共建设用地的供给数量应该和就业、户籍人口或者参加社保人数等指标紧密挂钩。既能够保证供给跟上需求，又能促进城市之间在争夺人口和土地资源方面有序、良性竞争。
2、除了土地指标之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应该适度向户籍人口数量增加较快的城市倾斜，以此来鼓励城市开放户籍，尤其是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家庭开放户籍，避免出现大量留守儿童。
3、在明确增加热点城市住宅用地供应的前提下，以及在明确给出逐步征收房产税的预期之下，可考虑逐步分阶段合理放松这些城市的商品房限价，让市场来调节商品房的供需。
4、在住房购置政策上，适度向落户农民工和新毕业大学生倾斜。譬如为特定人群降低首付比例，降低各类相关税费，鼓励银行给予特别贷款额度，政府可以阶段性贴息，所需资金可由国家财政通过特定渠道提供等。
5、做好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同时中央政府做好保障房建设用地和部分资金的分配。譬如发行用于保障房建设的特别国债，并用这笔资金，以一定比例去配套地方政府的保障房建设投资，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积极性。
6、在自愿的基础之上，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宅基地改革。赋予农民在宅基地方面的高度自主权，农民工若在城市落户，可仍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产权，但也有一定的权利处置自己在家乡的宅基地，尤其是用宅基地复耕，并向所落户城市转让因为复耕而获得的用地指标。
在陆挺看来，若是这些政策能够真正推行，短期内便能遏制经济出现螺旋式下降趋势，民间信心能得到提升，还能减缓潜在的经济增速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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