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先生官方网站根据中央的整风指示，5月9日，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要求江苏全党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说为指导，本着中央提出的“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的精神，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密切结合当前工作和思想实际，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风计划，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把整风的过程，作为改进工作、转变思想作风的过程省委决定，成立以刘顺元同志为组长，惠浴宇、欧阳惠林等同志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在省委常委领导下，负责整风运动的日常具体指导。
省级机关各部委厅局，各地(市)县委，都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各级党委，都要把“扩大民主、改进作风”作为整风运动顺利开展的关键。领导干部都必须虚怀若谷，有计划地召开工人、农民、学生、战士、知识分子、派、少数民族、机关干部的座谈会，了解有关工作中的具体矛盾，认真听取党外人士、一般干部和被领导者的意见，特别要耐心听取反对意见，结合全盘工作，进行个人思想作风的检查应该说，整风得到了党员的拥护、人民的欢迎，开展是顺利的、健康的。
对于整风中揭露的问题，毛主席在5月16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曾这样告诫我们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对于我们党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我和省委同志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十分及时指示中列举的许多事实，在我们江苏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例如有的党组织任意发号施令，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至造成“深沟高墙”;有的党员干部“官”气冲夭，高居群众头上，特权自私;有的党员“高人一等”，把入党视作找到了“乌纱帽”，伸手要名利、要地位;学校里有的党员干部、教职员，不向学问多的非党教师诚恳学习，反而摆出架子，甚至板起面孔，动辄训斥老教授。种种事实使我们感到，在这次整风中，把党内这些错误的思想作风，完全扳过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4月下旬开始的整风提意见进行了不到一个月，进入5月下旬，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5月25日，省委发出《对当前城市开展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我省整风运动，在省级机关和南京等市已初步展开。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意见中，许多是有益的，但“有一部分是右翼分子的不满言论和谩骂”。省委要求，省级机关和各市应该集中力量先在党政机关、大专学校、科研单位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批评还没有展开或展开不足的，应继续发动大胆批评，把心里话都讲出来;批评已经相当展开的，要进行分析，有些是属于制度上的问题，有些是过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还有些确实是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错误，应该分别采取措施，能改进的马上改进，不能马上改进的要解释清楚，积极创造条件求得逐步改进;对于那些错误的批评，应在以后适当的时机加以答复。
工厂、中小学、医院、剧团等基层单位，均暂不发动批评，个别自发开展批评的单位和迫切要求开展批评的单位，党委应主动找他们开座谈会，给他们一个畅谈的机会，并安排适当时机再开展运动特别注意不要在工人、学生中开展批评运动，以免影响生产和学习。如在他们中发生闹事，应抓紧时间正确处理，不宜扩大，也不要公开登报。指示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放下“老爷架子”，深入到群众中去，坚持开门整风，运用座谈会、小组会、个别谈心等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不应采取大会批评、大会检讨的方式，务求深入细致，真正解决问题。要正确执行整风与工作两不误的方针。各有关业务部门尤须抓紧做好当前工作，包括学校教育、市场供应等千万不要关起门来，自下而上，人人过关，误了生产和建设大事。
省委发出这个“意见”，是出于形势所逼。其中“右翼分子的不满言论和谩骂”这一提法的根据是毛主席于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章认为，在派中和高等学校中，“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告诉全党，让“的进攻”达到顶点，再予反击。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标志着从整风到反的转变，是向党内发出的“反击”的第一个信号，开始只限高级干部内传阅，带有向党内同志“打招呼”的性质。就在省委发出上述“意见”的当夭，即5月25日，毛主席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号召“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5月26日《人民日报》)。这就在实际上向党内外发出了反击的公开“动员令”。接着，《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斗争，正式揭开了序幕。
反斗争的具体过程，党内外许多老一点的同志都亲身经历过。1957年6月至7月这段时间内，毛主席曾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8日)、《中央关于反击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间题的指示》(6月10日)，撰写了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1日)，以及当时只限党内领导干部传阅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7月)和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的《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的报告(7月9日)等。这些文件、文章和讲话，对指导当时的整风和反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对待反斗争呢?同志曾多次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1957年的反斗争，还是要肯定.这是因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其实质就是要否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所以，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概括起来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的确有必要。”这些重要谈话精神，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正确认识反斗争的基本准则。
现在，回头来看江苏的反斗争。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夕江苏省委于6月29日发出《关于坚决打击资产阶级分子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遵照《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分子的指示》(6月26日)精神，组织力量，团结中间群众，造成强大的声势，同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要把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真正分子列出名单，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骨干分子和代表人物。省委在指示中还强调，反斗争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化有些单位少，或者确无，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凡点名批评，特别是报上点名批评，必须点得准，而且要按照规定事先履行报批手续。
当时，全国范围内反击正处于“趁热打铁，乘胜追击”的高潮之中.所谓“内外夹击，无情打击”的温度越来越高。我们发出上述指示，是经过慎重研究，还算比较冷静的.
在所谓“大鸣”、“大放”中出现的那股“杀气腾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江苏一些城市、一些单位，确实也有所反映一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迷失政治方向，有的党、团员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少数人鼓吹“大民主”，煽动学校师生闹事;有的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片的口号下，要挟组织“退出”机关、学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求由负责干部亲自动手，深入到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去做工作。我本人曾到南京的几所大学，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找有关人士谈心。
譬如，关于“外行”与“内行”的问题，我曾同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谈了看法。陈鹤琴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以后专心幼儿教育事业，创建了鼓楼幼儿园，创办了幼稚教育会、中华儿童教育社等，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幼教专家。我对他说，所谓“外行”与“内行”是相对的。资本主义在西方搞了200多年，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刚刚建立，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是“外行”搞教育，你是专家，是内行。可是，我们这些“外行”在解放后，把教育事业办起来，大、中、小学校比解放前多了，文化教育发展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个出发点，就是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并且勇于在实践中学习，从外行变内行。接着，我又讲了新旧社会对比，说:解放前，你就是专家，但办不成多少教育备即使从学校培养了少数人才.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才有了充分发挥的广阔天地。
我列举这些事实，目的是为着说明离开党的领导，必将一事无成，辨明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实质，是要摆脱和反对党的领导。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退让。
我还参加了派、工商界的座谈会，对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知识分子和其他党外人士的关系，同大家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我与高觉敷教授谈话时，曾以参加接管南京的亲身经历，谈了我们党“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一贯方针我对他说我们党与党外人士历来有着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解放初期，我们面对留下的“烂摊子”，在百废待举之际，还提出要把全部旧人员都包下来，口号是“同甘共苦，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现在，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有什么理由不要知识分子，不要党外人士呢?
我还以高觉敷先生本人为例，说:现在，你是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委、省人民代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参加革命30多年了，现在是省委、省人民代表，但没当全国政协委员嘛1我这番话，既驳斥了的攻击，又说明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和派生活上给予关心、政治上合理安排的一贯政策.他十分感动地说:“是啊！为国为民，再要说不好，从良心上都讲不过去。”经过同各界人士接触，我感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爱党的，只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有的人即使在整风提意见时说过一些错话，有过某些偏激情绪，但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很快就澄清了模糊认识，端正了政治方向。的那套错误言行，也就失去了市场。
8月24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反击的斗争，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在未开展的单位中分期分批地展开，在已开展的单位中要深入挖掘”的精神，发出《江苏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反的部署的指示》。当时的情况是，反击的高潮过去了，一些开展反右斗争的单位，普遍出现了厌倦情绪。7月上旬，毛主席来南京召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和部分省、市委谈话，了解整风、反右情况由于南京天气太热，会议开到中途停了一下来，中央决定移会青岛毛主席于7月12日从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并在那里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印发到会同志。
我们在学习和讨论中，比较突出的感觉是文章对的定性又升了级，定为“反动派、反革命”。文章强调反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决不可以草率收兵”。接着，中央发出一系列相应指示，要求我们以“反为主”，深入挖掘，扩展范围猫先生官方网站，把反斗争扩大到县级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和中小学校等各个领域省委关于深入反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的。
总的要求是，已经开展反斗争的省市级机关、派、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工商界等各方面，要“继续深入地加以挖掘，穷追搜山”;有些领导决心不大，斗争没有开展起来的单位，要“纠正右倾情绪，转变落后状态”.把“浮出的、露头的、沉底的分子都挖出来，搞透搞臭”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机关、派、中小学校、工商界、宗教界，以及工矿企业中工程技术人员、职员的反右斗争，应先搞试点，取得领导经验再分期分批地展开。同时，省委指示各级党委在深入挖掘中，要防止盲目扩大;尚未开展反斗争的地区和单位不能一哄而起.造成混乱确实没有的单位，不要人为地去“制造”。
指示再次强调，定要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划定分子，必须经过反复排队，核实材料，正确鉴定。重申登报公开批判.要严格执行报批手续要坚持说理斗争，不强词夺理、不乱轰、不逼供信。在此之前在8月9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我们曾议定了几项政策性规定。一是工矿企业限于科室人员中开展反，我提出在工人中不搞什么“大鸣”、“大放”;二是农村开展整风，不扣“”帽子抓是整风、反对党员干部，除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律保护过关省委作出上述指力‘和规定的出发点，仍然是要稳定农村局势，维护工矿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确保整风、反与生产、工作两不误。
中央在指示继续深入、扩展反斗争的同时，还要求向各阶层群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展开一场全民It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省委于8,9月份，还相继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必须注意斗争方法和L作方法的指示》（8月28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指示》(9月1日)、《关于在全省文教系统立即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0月28日)。要求通过教育和辩论使广大群众辨明政治思想上的大是大非，重点是要辨明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当时的所谓“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在城乡普遍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省委考虑如不很好引导，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在上述几个指示中，都强调了各级党委务必加强具体领导，防止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对待思想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厂矿企业和大中小学，应以进行正面教育为主。比较而言，江苏的“大辩论”没有把基层搞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变为“反右”斗争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整风?对此，党内外都十分关切。
8月29日，我在地、市委文教部长及专区、市教育科局长会议上的讲线日开始反击以前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作了具体分析，再次肯定多数人的意见是善意的，其中有的虽然也有错误，但出发点是好的。除了关系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两个大是大非问题以外，对所有的意见，不论怎样尖锐，我们都要认真倾听，择其善者而从之，只要确实是我们的错误，我们都要认真改正当时，中央的部署是，县级以上机关团体的运动，应按照“大鸣”“大放”、反击、着重整改、个人检查四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我在这个讲话中，对省、市级机关提出不仅反要狠，改进作风也要狠。为什么提“两个狠”呢?这是有针对性的。
我举例说，有的党员贪图享受，不干工作，官气冲天，脱离群众，思想作风问题严重，在整风时被人提意见提得抬不起头来，到了反，尾巴翘了起来，大喊“，你反党!”这怎么行呢?对个别党员提意见，不等于反党，不能扣“反党”的帽子。这个界线必须区别清楚，党内外干部、群众才能在转入着重整改阶段，敢于大胆向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把我们各级领导的作风整好。
10月31日，在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第五次全委(扩大)会上，我又着重讲了整风问题。由于开展反斗争，在党员、干部中产生了一种错觉，误认为我们党整风是假的，反是真的。针对这个情况，我在讲线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代表省委表明决心，整风首先要整省委和省级机关，省委领导要带头“引火烧身”，烧掉我们自己身上的“三个主义”。再次强调:我们党号召整风是真心实意的反击进攻，只是整风中的一个插曲，是为了扫清整风的障碍。有的党员干部特权自私，甚至腐化堕落，听说“反”就翘尾巴，自以为挂着块“永不退色的金字招牌”，是专门整别人的，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实触目惊心如果整人不整己，不痛下决心整掉坏作风，克服“三个主义”，我们党是很危险的。
在这次扩大的省委全委会上，我还代表省委提出了整改措施，主要是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宣布省级机关减员30~50%，企业减员50%的精简方案。在整改中精简党政机关，这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求，是下了决心动了真格的。
首先是省级机关，通过撤、并精简了重叠的机构，精干了领导班子。同时，对各级干部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精神，实行干部轮流下放劳动，有的下放基层工作，并派出一批部、厅级干部到地、县担任领导职务。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省以下各级党委和基层的领导力量，而且对于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推动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认为，这是那次整风取得的重要收获。
整风、反持续到1957年秋冬。当年11月1日至12月12日，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召开了江苏党的三届二次会议。正式会议8天预备会议34天，省、地(市)、县、乡四级干部参加(亦称“四级千部会议”)。我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基本精神仍然是不能因为反而放松了整风。我把这次省党代会概括为两个字，一个是“放”。预备会议开头.省委领导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号召大家帮助省委整风.要求“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再一个是“改”。省委下决心“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一重点是紧缩机构，下放干部，深入实际.面向基层.切实克服“三个主义”。
在全省掀起“两个高潮”即全民整风的高潮与发展生产的高潮会议通过“鸣”、“放”提意见，不仅对改进我们省委领导作风帮助很大，也使我们更深入地看到党内存在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伸手要官要权等不正之风，必须坚决克服但是，在这次党代会上.把有的同志批评“统购统销”高征购引起瞒产私分农业合作化过急冒进引起减产;有的同志批评“群众生活苦，机关酒肉香”;以及批评有的地方在干部任用上存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现象等意见，都作为“的反动言论”加以“重点批评”，还据此初步拟定43名“分子”。实际上，这些同志提的纯粹是工作上的意见，丝毫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样对待他们，显然是错误的。
江苏反的重点在省、市两级机关、派、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高潮是s月中下旬至s月份这三个月。按照当时的说法，一个是“春季形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风细雨整风;一个是“夏季形势”，转为疾风暴雨的反斗争。
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在南京找部分省、市委谈话时，曾严厉地批评了我。
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活呢?您老人家说的嘛，于句线分;八句线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
我想:自己是省委，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
”要反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了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了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这样说，完全出于对毛主席的由衷崇敬在同我个别谈话以后，毛主席在会上当着各省的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就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嘛艺”
线月青岛会议结束以后，按照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中央要求各地的反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彭线月来南京，坐镇指导江苏的反。他先同我个别谈话，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他说你‘右”，我说:“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和我个人打招呼。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请你在会上当众宣布，向全体常委打招呼”彭真同志说:‘主席要我个别向你打招呼.”我说:“你要对大家讲，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彭真同志说“好吧，那就开常委会。”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省委常委会。彭真同志到会讲话，传达了毛主席派他来南京，向我个别打招呼的话他在会上问“江苏为什么不打?江苏有没有?”这是因为他当着全体常委的面，所以笼统讲“江苏”，实际意思是问我们省委领导班子内有没有右旅，为什么不反?我当即回答说:
这两次谈话，一次是毛主席当面向我下达的指示，一次是他派彭真同志前来传话。我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都“打坝”了。所以，可否这样说:我们江苏反了，并且同样出现了“扩大化”错误;但就党内来说还没有因为反右而到过分“伤筋动骨”的地步。从省委常委起到地、市、县委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帽子，保护了下来。
事隔30年之后，1987年，彭真同志来南京，下榻金陵饭店，同我谈起往事。他说“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当时，毛主席威信有多高理他老人家说你‘右，，要你反省委的‘’，你却不怕扣‘右‘的帽子，还要我向全体省委常委打招呼。反这么大个运动，你们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千部，一个都没有打。”
我对彭真同志说“我们是按照党的传统，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办事嘛!毛主席早就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毛主席还说过，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我这样讲，决不是说我就正确。事实上，在整风、“反’，过程中，我也说过不少错话。当时，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反斗争如泰山压顶，加上缺乏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经验，说“打坝”，也只能说顶住了一部分，全省还是划了13349名“分子”，约占全国所划“分子”总数的2.4%，从比例来看是比较低的。再从江苏人口来看，比例就更低了但不管怎样，还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在省、地、县委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里没有划“”，但对党内主要领导干部一点没有动作也过不了关当时，省委常委研究，决定批评几位部、厅领导干部的所谓“右倾”言论。我曾同刘顺元同志商量，先向这些同志交个“底”，说明只是思想批判，不扣“”帽子，仍属于整风性质。尽管如此，还是伤害了一些同志特别是把一些长期与合作，或者在建国之后与人共事的知名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打成“”则更是错误的。虽然后来陆续摘了“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彻底作了改正，但还是使这些同志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而且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对所有这些，我一直内疚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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