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先生官方网站20多年前曾在这里插队的知青把电话打到了村长那里：“现在搞得不错啊，咱村都上电视了。”
行政上归属于大兴区西红门镇的老三余村，是大兴区对流动人口超过本地人口的“倒挂”村实施封闭式社区管理模式的试点之一。这一模式今年之内将推广至大兴区下辖的92个“倒挂”村。
从老三余村的正门往里走不远有两道“关卡”，一道是普通铁门，一道是电动伸缩门，都刚安装了不到一个星期。
铁门上挂了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温馨提示：开门时间早6点，关门时间晚23点。
由于是“封村”第一天，检查并不严格，一些没来得及的村民给巡防队员打声招呼就能进去了。
没来得及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到10点半，巡防队员干脆把电动伸缩门打开一半，村口又恢复了往日的通畅。
电动门旁边是村治安室。大约有20多人在治安室门口等待办理出入证。他们大多是房东，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把租客们的身份证。租户自己也可以前来办理，须持房东的身份证，本人的暂住证和身份证。办理出入证不须缴纳费用。
坐在治安室门前台阶上等待的刘大雪老人，已经是第二次来了。他有11家租户，已经办了5户猫先生官方网站。“这几个是做生意的，比较忙，刚把身份证交上来。”
这个村子附近最有名的地标是南苑机场。村庄不大，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贯穿东西，7条南北走向的胡同与主路相交，将村子分割为错落有致的块状格局。在大约500米的主干道上，挂着一些写有“实施村庄封闭管理，创建良好生活秩序”标语的横幅。
类似于正门这样的关卡，在老三余村还有14个，原先四通八达的胡同口，都统一装上了铁门。晚上11点之后，正门和西北角的大门有人值守，可以持证出入。由镇里投入27万元购置的监控系统，预计在5月上旬安装完毕，并与西红门派出所联网监控。届时摄像头将覆盖老三余村的主要地点。
下午四五点钟，老三余村这个小小的村庄热闹了起来，当地唯一的菜场设在这里，邻村的居民平时经常来这里买菜。“封村”首日，宽松的出入检查让老三余村的菜场依然一派熙攘的景象，和斜对面的寿宝庄村形成鲜明的对比。
寿宝庄村和和老三余村一街之隔，同属于西红门镇。这个村比老三余村早两天实施封闭式管理，门口巡防队员的检查比较严格。每一个进入的村民，都要出示证件。如果能报出房东的名字，说出你住的具置，经解释后也有可能被放行。两位香港记者希望进去采访，被巡防队长拒绝，仅让其在村口拍了一些照片。本报记者说明来意之后被允许进入。
寿宝庄村的主干道上已经安装了16个摄像头。日后还将安装15个，其中两个制高点的摄像头，高13米，最大覆盖范围为700米，位于村口的那个已经埋好了地桩。
寿宝庄村街道上来往的人很少，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街道显得格外宽敞，沿街的商铺生意清淡，有的商户已经打出了门面转让的广告。
老三余村最早的外来人口，是来此租地耕种的人群。在老三余村党委书记王长详的记忆中，这里和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耕地是村民的主要谋生方式。如今，村西头还保留有200亩左右的耕地。不过，本地人已不再从事这种辛苦的劳作，大多由来自河南、山东的租户承包经营。
将耕地出租给外来人员是老三余村发展的第一步。本地村民在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子的同时，还获得了不菲的租金猫先生官方网站。土地的租赁价格，已从2002年的每亩450元涨到了现在的每亩2000多元。
最近几年，随着北京城市规划不断向南拓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也向南部转移。原先聚集在南三环、南四环的外来人口涌向更边远的大兴区。
一些村民开始在自己的耕地上建起厂房出租。在村子北部，这样的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租用厂房的大多是一些中小企业主，租金比租用耕地高了许多。据一位在此经营建材生意的老板透露，去年的租金已经达到了每亩12000元。
外来人口的增多，为村民们提供了新的生财之道。出租房屋被普遍认为是“投资小，见效快”的生意。
据王长祥介绍，村里185户村民，有180户把房屋租了出去。王长祥是没有出租房屋的5户之一。随着村民在自己院里建起一间间出租房，他家原本村里相对较小的院子，现在已算是比较宽敞的了。
房屋租金已经成了当地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房客们每年平均为每户贡献3万元，为整个村子贡献的收入不低于500万元。
为了容纳更多向南迁移的外来人口，村民们纷纷拆掉原来的平房，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目前，村里建有楼房的人家不低于50户，2009年有38户盖起了新楼。
村民们尽可能利用空间搭建房屋，村边的菜地上盖起了一排排面积不足7平米的小房间。还有更多的房子在兴建，在村西头，有3户村民的楼房已经打好了地基。
人口的增多也为这个村庄带来了考验，村里的公共设施开始不够用。全村原本有4个厕所，每个厕所4个坑位，足够村民使用了。现在新建了4个厕所，每个厕所坑位增加到8个，居民们上厕所还是得排队。
几年前，村里的卫生工作用一个垃圾袋，靠人工清理很容易就能完成，每年的花费5万元。现在增加了垃圾箱、垃圾车，每年花费不低于30万，整个村子依然是“脏乱差”的面貌。原来宽敞的街道被临街的商铺蚕食得越来越窄，买了车的村民开始抱怨无处停车。
偷盗案件也不断发生。在老三余村菜地边的一排出租屋里，曾经在一周内发生两起盗窃案件。相隔不久，附近的公用电话吧再次被盗。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去年9月份，一个下雨的下午，村里有11户人家被盗。
当地村民把偷盗案件的多发归咎于外来人口，虽然他们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盗窃和外地人之间的必然联系。一位当地人说，“外来人员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又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就容易去偷。我们都有不错的收入，谁去干这个？如果你每个月有两三千块钱，还会去偷吗？”
除了治安环境，政府部门还有“维稳”压力。他们希望通过封闭式管理把大批者和违法人员一起堵在村外。老三余村附近的一个村庄，曾经因为者在登记住地时频繁出现这个村的名字，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工作人员遭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
这不是老三余村第一次实施“封村”措施。2003年非典期间，老三余村曾短暂地采取过封闭管理的方法。2008年奥运会期间、2009年建国60周年大庆期间，这个村子都采取过临时管制的措施。
在老三余村开服装店的外地人阿华，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正在看报纸上一篇关于“封村事件”的评论。
阿华担心封村会让客源减少。不断上蹿的房租已让他觉得难以承受，从6月起，每月房租将由现在的每月900元涨到1500元。他为此一直犹豫要不要换个地方。“房租涨得太厉害，如果客源再减少，很难撑下去。”
在寿宝庄村，距村口不到40米的理发店里，刚刚成为老板的贺江平正在为仅有的一个“顾客”服务。这个顾客是隔壁干洗店的老板娘周琴，也是这个理发店原来的主人。他们都是来北京谋生的外乡人。
一周前，周琴将这个经营了6年的理发店转让给了小贺，自己接手了隔壁的一家干洗店，前期投入差不多有3.5万元。她和老公一起经营，准备大干一场。这个小店是他们一家六口唯一的经济来源。
从周琴手里接过理发店的小贺今年24岁，来北京打工已经6年。此前一直在西二环的一家理发店跟着别人干，“看着别人挣钱，也想自己做点什么，不想给别人打一辈子工。”
他之所以选择寿宝庄作为 “单飞”的第一个据点，是因为3年前他曾在这附近住过，对这一块比较熟悉。他知道周边工厂比较多，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也在附近，人流量大，另外店面租金和生活成本都比城里低。
周琴透露，之前理发店生意的确不错，每个月流水至少也有四五千元。大部分是村外的人来做头发。
小贺为此押上了他6年的积蓄：付了理发店的转让费6000块，房租每月1200块，装修花了3000多，加上买店里的设备和产品，前期投入大概1.5万元左右。
“小店是要养的，怎么也要一年半载才能开始盈利，我已经做好了扛的准备，但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刚开业就遇上封村，我太点背了。”小贺一脸茫然。
小贺说，装修期间还有顾客来问价，开业后几乎无人问津。“村外的人没有出入证怎么会进村理发？周姐是我拉来充门面的。”
封村之后生意不好做，是这些外来务工者们最普遍的担忧。一位在老三余村卖馒头的生意人说，他经历了2009年建国60周年大庆时的临时封村，生意确实清淡了很多。
老三余村的菜市场，热闹的景象即将消失。实行封村管理之后，这个菜场理论上不再“对外”开放。寿宝庄村的本地居民，与由本地人担任的巡防队员都认识，打个招呼还能过来买菜，但那些寿宝庄村的租户们，买菜不再像以往那样方便。
一些租户承认，有时巡防队员生硬的态度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一位在附近服装厂上班的女工，经常加夜班，晚上11点后才能回家。叫巡防队员开门时对方盘查的态度让她感觉有微妙的心理落差。“就呗，但不要拿这吓唬人。”
巡防队员都招募自当地，和本地村民之间互相认识，因此本地人经常打个招呼就能进去。据当地村民透露，最初，本地村民并不需要办出入证，由于舆论反响巨大，为了体现“平等”原则，他们第二批被要求。
“把人圈起来确实省不少事，但没多大的作用。对政府官员可能有好处，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在和老三余村相隔不远的大生庄村，做水果生意的老王说。
大生庄村从2006年起就已实行“封村”政策，报道称“封村”4年以来，此地案发率为零。不过，本地居民对此并不认同，“装了摄像头，电瓶车照样丢。”一位村民说。
目前，大生庄村门口已经没有了保安。4月28日下午，由于新华社记者要来采访，村里一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巡防队员，“赶快穿上制服出来。”不到10分钟，两个巡防队员一边戴袖标一边向大门口走来。
该村一位治安管理员坦言，由于工资低，他们积极性不高，如果不是遇上国庆等重大节假日，盘查得不是很严格。
同样是在2006年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在实行了一年半之后，由于村民的反对不了了之。如今，出入该村不再需要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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